中国园林为其他东亚国家提供了原型，尤其是明清两代江南园林的筑造热潮反映了中国文人与园林之间的关系。明清两代是中国造园史上鼎盛时期。园林兴建数量之多、造园面貌之丰富、整个造园热潮持续时间之久，都超出前代。这其中，文人阶层发挥的作用是主导性的。


其实，纵观文人造园的历史，可上溯至魏晋，而形成规模则从明代开始。这个时期，文人广泛地介入和参与到造园热潮中，他们不仅用文字书写、品鉴园林，以图像记录园林，甚至亲自参与设计园林。


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将他们对自然草木的喜爱，对山水的情结，对理想居所的追求，还有长期在诗、书、画熏陶下培养出来的良好品位统统融汇其中。园林成为了他们发挥创造力的新媒介。某种意义上，正是明清两代的文人赋予了中国古典园林深厚的人文气质和性格。


明清两代造园的兴盛使得造园逐渐成为一门专业。这个时期，计成的造园专著《园冶》问世，文震亨《长物志》、李渔《闲情偶寄》都有专论园林的章节，大量散落在文人笔记中也不乏关于造园的精辟论述。


筑园的第一步，便是选址。因为当时明清朝代政治和经济上的因素，使得古人在园址选择上更倾心于山林，“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区又次之”（《长物志》）、“园地惟山林最胜”（《园冶》）。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当时朝局动荡，在这个时期的文人无法像古人一样安居深山大林之中。


屠隆曾感慨道：“尘嚣易生厌恶，既生厌恶，乃思逃于清虚。久寂易生凄凉，既生凄凉，必眷念旧日荣华光景。”这或许代表了当时文人普遍的矛盾心态，他们既想隐遁林下，享受山林的清静与自由，又不愿放弃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与乐趣。因此，在城中造园、把园林“山水化”的观念几乎成为此时文人造园的共识，园林成为自然山水的代替品，寄托文人的山水情怀。


文徵明的《拙政园三十一景图册》，描绘的正是这个大历史语境中一座“城市山林”。册页第一帧《若墅堂》中，远处出现的一小段城墙交待了拙政园和城市的关系，而对应的咏景诗则点出了拙政园建立的主旨，“虽在城市，而有山林寂静之趣”。除此之外，其余的三十景丝毫没有透露任何与城市有关的线索，世俗的空间被摒除在外，展现的几乎全是以供园主观赏和休憩的自然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