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因历史久远，战乱频仍，文献流失，“大红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样，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招引着人们去苦苦探寻和考证。但大都没有结果，仍然停留在民间说法和神话传奇的层面。这些说法归纳起来无非“状元报恩”、“皇后治病”、“县丞祭茶”、“猴子采摘”、“县长命名”等几个脚本

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从皇后“突然得病”，到找到“大红袍”治好病，起码要花费几个月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

武夷山虽然自古有祭茶的习俗，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

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何况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无疑，“猴子采茶”之说是藐视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其故事梗概是：明初举子赶考途经武夷山，中暑昏厥路边，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药为其治疗。举子病愈后高中状元，回天心寺报恩，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叶，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以表谢恩。“大红袍”故事从此不胫而走。靖难之变后，朱棣夺取侄子建文的帝位，为追杀传说出家为僧的建文帝，便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以寻访张三丰为名查询建文帝的下落。胡潆也因此到武夷山，入驻天心寺，爱喝茶的胡潆听了“大红袍”的故事，更加喜爱天心寺的茶，便请旨敕封，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大红袍”。

顾名思义，大红袍，就是红色的袍服。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明朝洪武时期，依据周礼，参考汉、唐、宋历代的服饰，花了20年时间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明史》记载：

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

在公服穿着上，明朝廷也明确规定“一至四品着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文中“赤”、“绯”都是指大红色。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如成书于清代的《海公大红袍传》、《海公小红袍传》，描写了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

可见，“大红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那么为什么又引以借代武夷山的茶树呢？可以推测：“大红袍”茶出现于明代，并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联系。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潆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

这段文字说的是：明成祖夺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为了赶尽杀绝，免除后患，派礼部官员胡潆与宦官郑和分别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与“下西洋”为幌子，在国内与海外排查建文帝的下落。同时，为了掩人耳目，收买人心，忏悔恶业，广泛“颁御制诸书”敕封寺院宫观。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永乐”字号，天心永乐禅寺于此际受敕封，自在情理之中。

在《武夷山志》（清·董天工著）专门记载来过武夷山的历代名贤的篇章《名贤下·遗补》中有“胡潆，字源洁，武进人，明建文庚辰进士，官礼部尚书”的记载。说明胡潆确实来过武夷山。《武夷山志》还收录了他的《题画武夷图》、《望武夷，因文公精舍在此，不胜感慨》诗两首。此外，在佛教古籍《瑞岩实录·诗偈》（清释元贤著）中有胡潆的《夜宿天心》诗：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

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彻夜品饮“大红袍”的情形。可见在当时，尚在明初的时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大红袍”之名。

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圣旨碑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另一个是否是“状元报恩”所指的朝廷对“大红袍”的敕封呢？

由此看来，这个“状元报恩”已然是众多有关大红袍的传说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