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历史可以说伴随着整个华夏民族的成长轨迹，相传中国最早一本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就是黄帝与臣子岐伯讨论医学，并以问答的形式记录而成。而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西医才被引入中国。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近代西医才逐渐在中国产生影响。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关于中医和西医的高下之争也拉开了帷幕，并且持续了几百年。

西医以“人体解剖学”为基础，中医以“阴阳”、“五行”为中心，但是，其实西医中的人体器官和中医中的人体五行学说其实是不谋而合，而且西医讲究的问诊和体格检查和中医传家的“望、闻、问、切”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不仅如此，在很多细分领域，中西医也有很多共通共融之处。

随着人体微生态研究的逐渐深入，无论从消化系统还是免疫系统，甚至精神疾病，都从人体菌群的角度找到了通过自身调节缓解病症的方式。当我们把这些“割裂”的研究“碎片”拼凑起来后，发现几乎所有的作用机理都指向了“自愈力”，而中国古老的中医体系正是从诞生之日起就围绕“扶正固本”激发自身“健康矫正系统”而展开。当益生菌与中医体系隔空对话，“自愈力”成为了两者的共同话题，由此，人类医学的两大学科，追根溯源，在这里共通共融。

当我们从现代科学的视角去阐释益生菌的作用机理时，突然发现，原来益生菌通过菌群干预所实现的健康用意与传统中医学通过针、灸、中药等所做的身体调理在本质上如出一辙，同为激发人体“自愈力”。

除了本质上的契合之外，就菌群作用的“落脚点”而言，与中医理论也“惊人”的一致。肠道是世所公认的益生菌作用于菌群的主战场，这里不仅菌群集中，且人体70%的免疫细胞也聚集于此。益生菌主要作用于肠道菌群，使其达到平衡，修复人体自身免疫，进而对人体其他重要器官产生健康益处。而在中医体系中，虽然没有“肠”的概念，却把“脾土”认为是“后天之本”。

在我们开头所说的中医“五行学说”之中，“土”占据着特殊地位。“土”所对应的脏为脾，乃气血生化之源，其运化的水谷精微是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来源，为其他脏腑、经络、四肢百骸及筋肉皮毛等组织提供充分的营养，因此才有了“后天之本”的美称。如果把中医的“脾土”具象化，指的正是胃、大肠和小肠。

中医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气”，也值得细细品味。

何谓“气”，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述“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 中医所指的“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由脾主宰，潜移默化的影响五脏健康。这一机理与益生菌通过（主要）调节肠道菌群，提升免疫，作用于其他器官的健康机制几乎如出一辙。

当我们从中医的哲学体系和科学的微生物认知层面，就益生菌与菌群，中医药与脾胃的作用，达成共鸣的时候，中医中药与益生菌的“融通”似乎近在咫尺，特别是在慢性病的成因与治愈上。

现代医学普遍认为，自愈力差（即中医所指的元气不足）是中老年慢性病迁延难愈的根本原因。而目前西医针对诸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治疗也仅仅体现在“量化指标”上，往往治标不治本。如果说，中医认为药物的吸收转化，也需要调动元气的参与，那么在现代微生物学语境中，肠道菌群的好坏，或将一定程度上影响药物的作用水平。因此，如果能将益生菌与中药特别是一些药食同源的成分进行合理搭配，或许将为慢病的预防与治愈带来新的突破口。

如果要使益生菌和中药的合理搭配成为现实，那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就益生菌而言，最为现实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证益生菌的活性和产品在设计之初所要求的菌群种类和数量。一般认为水分活度、温度和含氧量是影响益生菌稳定性的三个关键要素，而这其中，水分活动被认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同时产品的稳定性因菌株而异。以BB-12®为例，一项贯穿长达24个月货架期的稳定性实验显示，其在-20℃全货架周期内的菌株数与其在5℃全货架周期内的菌落数变化曲线几乎一致，且始终基本保持与设计菌株量相当。

由此可见，中西医作为医学的两大思维体系，其本质上有着许多共通之处，我们不能囿于知识体系的不同而把本质上的关联割裂开来。而一旦打破知识的壁垒，很可能就会发现益生菌或与传统的医学和养生学结合的新模式，开创医疗养生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