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视觉中国

“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217家和118家，数量占全部高风险机构的92%。”以上数据，来自央行近期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2》。

作为乡村金融服务的重要提供者，近年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存在业绩下滑、资产质量恶化等突出问题。与此同时，大行下沉的“掐尖”现象亦在挤占其生存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一系列突出问题面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能否承担起支持乡村内生发展的使命？

6月6日，“2023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中的主题会议围绕“支持内生发展:乡村金融如何重构”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农业领域的经济效率还有一定提升空间，弱势群体的需求尚待进一步满足。

“建设功能错位、优势互补的乡村金融机构组织生态。服务乡村内生发展，应该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于同日在论坛上发布的《2023中国社会责任投资报告》（下称《报告》）中亦提出了相关建议。

《报告》同时提出，构建乡村金融体系，应该让“社会”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应该为乡村人群提供发展支持。

当前农业面临哪些棘手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雷曜首先用“内卷”指出了中国的三农问题， “千年以来我们遇到的农业问题，大量的投入人力资本到三农领域，这里发现收入不够，产出不足，效益率不高，解决的方案就是继续投人，继续增加人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亦提到当前农业领域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农业要转型目标是农业现代化，我们现在的小农结构在短期内不能消除，农户需要由规模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龙头企业优质的合作社、大一点的家庭农场带动。”

他同时指出，当前金融支持的农业结构可能已经过时。“实际上我们支持的是落后的、已经过时的农业结构，像德国补贴政策、支持政策、产业政策的特点和要求就是不能支持已经过时的产业结构而要支持创新的。但是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等角度去考虑农业。”

此外，冯兴元表示：“我们国家的农业本身还有一些体制性问题，比如土地。举个例子，四川很多农家乐投资金额5000万元-1亿元，但是实际上拿到的贷款只有300万元-500万元，因为农家乐的土地权属非常复杂，并非银行可接受的抵押品。”

在此背景下，资本下乡的效果并不那么明显。《报告》中提到，不少农村地区市场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面临融资约束。不仅小农户普遍面临信贷约束，大多数规模经营主体也无法从金融机构获得足额信贷支持。

《报告》引用谢玲红等所撰《再议农户信贷需求及其信贷可得性》指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需求可以足额满足的比例仅为 27.9%。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指的是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和农业企业。

在中和农信董事长、总经理刘冬文看来，大部分农村人口的大部分金融需求已经得到满足，需要关注的是关注“小部分人的小部分需求”。以上的小部分人也就是“弱势群体”，“我们现在看中国农村的金融服务的现状的，可能还是那10%甚至少于10%的人口，他们的金融服务如何去满足的问题。”

“在过去一些年，我们在资本下乡过程中看到了一些问题，简单来看可能和一对矛盾有关。”CAFI研究部执行主任胡煦在论坛上指出，一方面我们希望资本下乡，但另一方面资本是逐利的，目前乡村部分产业、农业比较薄弱的地方令资本无从下手。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报告》倡导“超越两极”，“我们认为乡村很多事业的解决方案可能不是纯粹的商业解决方案，也不是纯粹的社会公益的解决方案，可能是由一些机构既有主动创造社会效益的意愿，又具备一定的经营能力的机构提供方案。”胡煦表示，在机构以外，链接资本和机构之间的重要的环节就是金融。

基于此，《报告》认为，金融中介体系应该具备三大方面特征。

第一，既能“上天”又能“下地”：既能对接专业的、市场化的外部资金，又能触达微弱的、分散在各地的、待发展的乡村人群；既扎根本土，了解当地乡村居民的需要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又能帮助外部机构探索乡村的机会，协助它们配置资产、管理风险。

第二，支持乡村内生发展的金融中介应该具有“双重目标”。因为农业和其他乡村事业的弱质性，完全逐利的金融机构，可能既不愿服务，也服务不好底层的乡村人群。

第三，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兼具赋能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与上文曾提及的传统模式不同，当前农村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这为乡村金融服务机构提出了更多要求。

刘冬文指出，当前农村最重要的是关注新兴农民的就业问题，“社会越现代化，农业需要的人口劳动力会越少，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金融支持是针对农村的小镇青年，他们在做一些非农产业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刘冬文表示，随着农民越来越年轻，数字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亦传导至其中，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其他的服务机构，都应具备数字化能力，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

在雷曜看来，乡村振兴需要政府、需要社会来共同努力，但是市场化的导向必不可少。一方面把金融的力量用市场化的方式建立机制，另一方面把政策的力量用进去。“过去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数字化的方式在加强信息的对称性、透明度及各个部门之间协同方面大大提升了效率，降低了道德风险，降低了信贷风险。”雷曜指出。

另一方面，刘冬文指出要提供多元化的业务支持。“实际上针对这些小微散户，无论单一做哪个产品可能都不赚钱，除非像银行一样，绝大部分赚钱的，但是农村这个板块可以亏钱。但如果想专门做一个商业可持续机构，就需要综合服务能力，实现多种业务的协同运营。”

此外，还需要坚持本土化，刘冬文认为，在农村开展任何一个业务都需要有人的存在，“会减少很多麻烦，包括后续的客户维护、贷后清收等。”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具备资金优势的大行下沉，存在“掐尖”现象。“我们与商业银行间不存在竞争，就是起到补充作用。因为我们服务的群体非常小众，在一个地方客户覆盖群体占比可能在2%-3%，多的可能占到5%左右，量很小。但有了我们支持，农村的金融服务体系就相对完整了。”刘冬文指出。